（原标题：又一券业研究领军人物告别一线！中金公司彭文生到龄卸任）
券商中国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部负责人、中金研究院院长彭文生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不再担任上述职务。中金公司资深董事总经理、首席策略分析师缪延亮将接棒，担任首席经济学家职务。
彭文生的职业生涯横跨国际组织、金融监管与金融机构三大领域，在中金公司前后任职超过10年。他较早提出加强金融监管等前瞻性判断。
在日前举办的2026清华五道口毕业典礼上，彭文生以“循周期而立，向时代而行”为题致辞，勉励金融学子“个人成长必须锚定社会价值，方能行稳致远”。回望其数十年的宏观研究之路，这一主题恰是其学术生涯的注脚：从人口红利消退到金融周期下半场，再到规模经济与双循环，他的研究始终紧扣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命题。
而接替彭文生首席经济学家一职的缪延亮，同样具有中西合璧的学术背景，履职经历横跨学界、政策界与市场机构。
四十载金融行路，在中金公司任职超十年彭文生出生于素有“文都”之称的安徽桐城，早年在南开大学主修经济学，后赴英国伯明翰大学获得货币金融硕士及经济学博士学位。他还曾就读于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现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
他的职业履历充满中西合璧的色彩，横跨国际组织、金融监管和金融机构三大领域。1993年至1998年，彭文生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担任亚太部经济学家；此后，他又在香港金融管理局任职。2008年，已过不惑之年的彭文生选择从政府体制转向外资机构，加入巴克莱资本，负责中国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研究。
自2010年起，彭文生主要在中资金融机构任职。2010年，他加入中金公司，担任首席经济学家一职。2014年，他结束在中金公司的任职，转而前往中信证券担任全球经济学家，后又在2016年转战光大证券。2020年，彭文生再次回归中金公司，担任当年新设的中金研究院首任执行院长，并兼任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部负责人。算起来，他在中金公司前后任职时间超过10年。
彭文生长期关注研究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多次参加国家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为宏观经济政策、资本市场改革等建言献策。最为业内称道的是，他较早提出了关注金融的顺周期性、加强金融监管等前瞻性建议。
他的学术影响力集中体现在两部著作中。《渐行渐远的红利——寻找中国新平衡》从宏观经济分析框架谈起，分析了中国人口红利、制度红利和全球化红利逐渐消退的现状，提出构建适应“后红利时代”的宏观经济框架。该书获首届孙冶方金融创新奖。
《渐行渐近的金融周期》则提出，进入金融周期下半场后，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需要深层次变革：一是央行（财政）扩表增加货币投放，降低对银行信贷的依赖；二是回归某种形式的分业经营，区隔金融的公用事业和风险部分。
人工智能和绿色转型是决定供给侧潜力的两个趋势性力量在机构任职期间，彭文生带领中金公司研究部和中金研究院围绕新发展理念的五个关键词“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布了一系列主题报告和著作，涉及绿色转型、科技和产业创新、全球产业链、共同富裕、AI经济、地缘经济等，关涉内外循环的多方面。
彭文生在最新报告《关于规模经济与双循环的几点思考》前言中提出，当前经济呈现明显的分化特征，创新与技术进步领域发展势头向好，但需求侧、物价、就业等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展望未来，人工智能和绿色转型是决定供给侧潜力的两个趋势性力量，地缘竞争则是影响外需的重要因素，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是思考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视角，对宏观政策以及经济增长前景有重要含义。
在他看来，提振内需的关键抓手是增加财政货币协同，推进债务重组，兼顾逆周期调节与跨周期结构改革，把促进短期需求与投资于长期增长结合起来。具体来说，投资生育、养育、教育，既拉动当前消费，又提升人力资本规模，支撑长远的创新与发展；改善社会保障体系，提升农村老年人的养老保障，既促进社会公平、释放消费能力，又能减轻年轻人的养育负担，助力生育率回升。
南开大学曾在一篇校友专稿中写道，彭文生认为，做宏观研究要看准方向和大势，必须有逻辑自洽的框架和客观、独立的分析，才能够赢得投资者的信任和尊重。这种治学态度，贯穿了他数十年的研究生涯。
站在当下，AI时代为许多人带来了职业发展焦虑。对此，彭文生在清华五道口的致辞中指出：“AI只是重塑了金融行业的服务载体、展示形态与技术手段，却无法改变金融配置资源、服务人的核心职能。我们应当拥抱AI与行业变革，用新技术夯实专业能力，用新思维顺应时代趋势，在产业变革中找准自身发展赛道。”他特别勉励金融学子，个人职业生涯若想长久发展，必须贴合时代发展需求、契合社会公共价值。
缪延亮将接任首席经济学家接替彭文生首席经济学家职务的缪延亮，现任中金公司首席策略师和研究部执行负责人。他同样具有中西合璧的学术背景，是复旦大学经济学硕士，普林斯顿经济学博士。
缪延亮的经历横跨学界、政策界与市场机构，他曾任中央外汇业务中心首席经济学家、外汇局局长高级顾问、中央外汇业务中心研究主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济学家等。2023年7月，他加入中金公司，目前还担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兼职教授。
缪延亮长期从事经济金融研究，在宏观经济、宏观调控、国际金融、金融改革、风险处置等方面有深厚的研究和实践积累，过去一年，其研究都围绕“国际货币秩序”这一题目展开。
他认为，“去美元化”仍是大势所趋：由于美国政府债务持续攀升，侵蚀美债“安全资产”共识，美元外储占比短期企稳并不意味着长期趋势发生变化。储备货币地位下降往往始于少数国家减持，随后逐步扩散至多数国家减持，外储份额在波动中保持下行趋势。股票是信息敏感型资产，政府债券是信息不敏感型资产，两种资产特性具有本质区别，因此美股难以替代美债承担储备资产功能。AI革命的产业趋势与债务影响具有较大变数，且存在“逆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未必能够强化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
对于人民币，缪延亮曾提到，作为“世界的生产者”，中国产业链规模大、链条全、韧性强，在中间品要素上具备明显优势，但当前中国出口中以人民币计价的占比仅约10%，产业链优势未能得到充分体现。
在他看来，当前国际宏观环境的变化为人民币定价权提升带来了机遇，若想抓住机会，可能还需要政策的合理应对。他提出三项建议：
第一，充分发挥中国制造优势来增强生产者（出口方）货币定价（PCP），可以通过产业升级增强出口商话语权，采用“直销”商业模式绕过进口商谈判环节，并推动中国产业领先领域的大宗商品使用人民币定价。
第二，面对美国的“DTC+AI代理支付”发展路径，中国需要提出自己的发展方案，建立全方位DTC（直销）生态，考虑探索央行数字货币和代币化存款的应用拓展，缩小PCP与DCP（主导货币定价）的交易成本差距。
第三，国际贸易体系与国际货币秩序重构对DCP主导地位产生削弱作用，为提升人民币VCP（媒介货币定价）占比提供条件。此时可考虑探索人民币汇率清洁浮动，提升人民币和美元在汇率层面的区分度，推动更多的产业链伙伴转向人民币定价，以人民币为参考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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